蜗牛

北方村庄的派性政治与日常生活

蜗牛 — Tue, 3 Jun 2008 17:13:50 +0800

一、村庄生活中的派性

在北方的村庄调查，不断听到“派性”这个词汇。所谓派性，按照村民的看法，就是对村庄事务持有不同的看法。派性主要体现在村委会选举中，也体现在村庄生活的其它方面。

最初在村庄内发现派性是在村委会选举观察中，那时我们发现派性与村庄控制有较多资源有关。在浙江缙云县城关镇调查时，贺雪峰发现，全镇18个村，城关5个村的派性都十分严重，非城关村的情况则好得多。城关村的派性严重，是因为城关村的土地值钱，村集体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经济资源引起村民对利益的争夺，派性由此而生。在此基础上，当时他认为，派性斗争不是无缘无故的，斗争双方要有收益空间，而村集体资源是村庄派性斗争最为主要的收益空间。他当时甚至判断，在一般意义上，村集体掌握的资源越多，再分配村集体资源的机会就越多，数额也越大，形成派性的可能性就越大。村集体不掌握资源，就失去了再分配村集体资源的机会，也就没有关心个人收益的村庄精英来掺和村里的事情，村庄的派性斗争也就无从谈起。而派性之所以与村庄选举联系在一起，则是因为村庄选举为资源争夺及派性斗争提供了合法的表达途径。[1]

后来贺雪峰到安徽阜阳调查，发现阜阳农村存在众多派别，村庄中的一派村民成为村干部，另一派村民便到县乡上访，农村出现了频繁的针对村干部的轮番群体上访。[2]再后来董磊明到河北调查，我们一起到山西运城调查，均发现了村庄中存在派性。最近我们又到河南安阳调查，也发现了有些村庄存在派性。这些村庄并不是之前我们所观察到的那些村集体掌握比较多的资源的村庄，而是传统的农业型村庄。在同样的农业型村庄，湖北农村和江西农村就没有形成类似的派性。这促使我们思考派性产生的更为一般的原因。

河南安阳的许多村庄都存在派性。在有派性的村庄，选举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各派都想占据村委会和党支部的重要位置，这样会导致一些问题。一是，两派都想占据重要位置，但又都无法绝对胜出。比如前尹王村，派性一直比较严重，两个派争夺对村庄的统治权，但都干不上，最后两派就有人出来做工作，让一个中间派出来干。这个人是个工头，比较有钱，家里有收割机，他对村务并不热心，不愿意干。二是，两派分别占据了村委会和党支部，互相不买帐，从而导致了“两委问题”。两委关系是村中不同派系合纵连横的成果，两委在工作中互相不配合，村两委关系因此更容易表现出两委之间的对立与对抗。这时，两委的对立与协调，反映了村庄内部的派性结构状况。三是，一派在村庄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另一派处于“在野”状态，“在野”的一派可能在工作中不予配合，甚至抓住在台上一派的弱点，如揭示台上一方选举过程中的程序暇疵，在台上时的财务问题不断上访告状，等等，尽给在台上的一方捣乱，让对方作不成工作。当然，也有一些村庄的派性斗争比较温和，失败的一方不是捣乱，而是积蓄力量，总结经验，准备下次选举。比如后尹王村的支部派，最近的选举失败后，支书就认识到了不能坚持一肩挑，认识到主要干部多，拉票也容易，自己又是支书又是村长，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如果再另添一个村长候选人，他就会发挥自己的力量。

无论何种情况，只要派性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村庄治理都颇为不利。在有派性的村庄中，村庄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派性，不同派系的力量能否在村庄权力组织中达成一致进而构造一种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村庄政治能否稳定。在这种村庄中，个人的素质和品行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个人是代表派系的，其背后是整个派系。派性常常导致村庄选举竞争激烈，因此在选举过程中，乡镇干部就必须特别注意选举的程序，程序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给失败的一派找到缺陷和麻烦，因此他就会以此为理由上访。一旦有上访，已有的选举就可能被推倒重来。这样，已做的工作就白费了。比如，有村民在外打工，暂时回不来，村干部必须把票给他留着，等他回来后再给他填，否则如果他的派性倾向很明确，回来后就可能去上访，说他的选举权被剥夺了。

虽然在税费改革以后，乡村利益共同体瓦解了，当村干部已经没有多少经济利益，乡镇干部在工作中也是通过感情运作来拉拢村干部，[3]但在有派性的村庄中，村干部的选举仍然非常激烈。村民争做村干部的动机，一方面是觉得自己一派在台上，有面子；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在于为自己一派的人谋其它方面的好处。比如，如果村干部是自己一派的人，在村民之间的一些日常纠纷中，同派的村民至少不会吃亏。在有派性的村庄，每个派系都想占优势。如王韩村，村庄精英争着当村干部，他们的态度就是，我什么都不要，就是要当个村长支书，就是要把你们管住，让你这派要听我的。有这个心理，选举时就想方设法要把对方弄下来自己干。这样争选票就非常普遍，因而也经常发生矛盾，甚至发生打架斗殴的事情。

在有派性的村庄中，小矛盾本身也很容易引发打架斗殴。因为双方在小矛盾之前就存在派性矛盾，因此只要有一个小矛盾，派性矛盾就容易被激发出来，从而引发斗殴。在这种村庄里，不同派系的村民之间往往也不服谁，因为容忍常常不是个人或自己一个小家庭的事情，而是整个派系的事情。一个村民在一次纠纷中吃了亏，他自己和所有的村民都会理解成其整个派系吃了亏；如果他忍让了，会被村民理解成，这一派系的人吃了亏。而在没有派性的村庄中，大家对小矛盾的涵养度要高得多，往往不会酿成大矛盾。因为大家都对生活有着较长的预期，“大家在一起都生活了几百年了”。可以说，派性使得村庄日常生活政治化了。

在派性最严重的村庄中最严重的时期，安阳一带甚至出现了一个村两个支部的现象，政府任命了一个支部，但另一派人比较多，他们自己另立一个支部。两派都跟着国家政策走，但每派都只管自己的人和事，不能越过派系进行管辖，而实际上越过派系也管不了别的派系的人事。据说这种情况以前在安阳一带还比较普遍，那时，一个村里有两套系统，连广播都有两套。一派的广播不响，这一派的妇女甚至都不去孕检，只有自己派系的广播才能管到自己派系的人。现在这种情况和现象少了，但仍然存在。

在我们所调查的后尹王村，现在村委一派，支部一派，各有各的代言人，双方对乡镇的工作都很支持，但互相之间却总是扯皮，导致村务日常工作不协调，有时给村民也带来很大麻烦。比如，村民之间出现纠纷找谁的问题，双方很容易推诿，因此出了一点小事村民就只好跑到政府去找干部。这个村的信访问题也比较多，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支部和村委互相踢皮球，不愿意去得罪人，村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只好去上访，二是村不同派系的干部也想借这样的机会给对方制造麻烦，从而打到自己出气的目的。在我们调查时，后尹王村有个妇女找到镇政法委书记，说小队的厕所曾卖给她了，但现在有人垫土，要求镇干部去制止。镇干部说，你怎么不找村干部？农妇说，村干部不管。于是镇政法委书记找村长，要求他处理，村长说：“垫土的是我的侄儿，但侄儿与我有矛盾，一直不跟我说话，两家有矛盾。你找支书去吧，他听支书的，与支书有个亲戚关系。”镇政法委书记找到支书，支书说：“那是村长的侄儿子，我说还没有村长说的效果好呢！虽然他们平常不来往，但实际上还是叔侄关系近呢！”最后，政法委书记也没有好办法，只好对村干部们说，你让他把土平一下，可以走就行了。

在有派性的村庄，村干部在工作中往往忌惮比较多，这有时是好事，有时又是坏事。忌惮比较多，因此在工作中就不敢随便损害集体和村民的利益，这是好事。正因此，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业税时代，越是针对村干部乱收费上访多的村庄，农业税从总体上却并不重，因为上访使得村干部有所忌惮。但是派性政治使得村庄生活和村干部的日常工作政治化，这又是不好的事情。乡村干部讲，现在三年时间一届村委会，第一年处理换届中留下的矛盾，第二年考虑发展，第三年又要考虑下一次选举了。这就好像是西方国家的议会政治一样。在后尹王村，村东有四十多亩地，原是集体划出来的，但一直没有投入使用，遂由群众无偿使用，当时约定到需要的时候由集体收回。现在到了要收的时候，但村长有畏难情绪，他对乡镇干部讲，收回这四十亩地，要得罪几十户人，“得罪他们，不敢啊！”

同样，派性政治对乡镇的工作方式也有影响。乡镇干部讲，虽然以前没有村民自治，不民主，但比现在稳定得多。那时选择村干部的标准是，结合村里情况，选那些威信高，能与乡政府配合工作的人。现在选举，操纵不住了。当支部与村委会有矛盾，双方工作不协调时，乡镇干部一般倾向于调整支部去适应村委，让支部与村委协调一致。一旦在村里形成两种势力，对村庄的发展很不利。但现在又不可能调整村委，因此一旦派性矛盾严重，就只有调整支部。

二、小亲族：派性的基本单元

在北方村庄中，问及村民“派性”的来源，大多说是“文革”引起的。如果“文革”的派性真的自那时延续到21世纪，前后能达40年之久，这的确让人非常吃惊。实际上，仔细一问，有的村庄“文革”之前就出现了派性。董磊明在河北农村调查时，他驻点的村庄的派性最早的起源于村庄中两批老干部的矛盾，一批是土改时提拔的干部，另一批是四清时期的干部，两批干部背后又有不同的家族背景。在我所调查的后尹王村，派性从土改时划分阶级时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现在。后尹王村在98年村委会选举实行“海选”之前一直是个红旗村、先进村，98年的换届引发了村庄的派性，用村民的话说，是“文革期间的派性又出来了”。而有关材料显示，北方村庄的派性可能在解放前就出现了，十里店的状况就是这样。[4]派性为何能“延续”如此长的时间？其基础到底在哪里？

根据我的考察，村民的某些说法并不准确。派性是从土改时开始的，但并不是土改导致的，只不过那时发生的阶级斗争成为后来派性的来源。98年的换届选举也并非使得“文革期间的派性又出来了”，而是选举将派性凸显出来了。应当说，北方村庄本来就存在一种类似派性的结构，这种结构使得派性在政治运动中容易凸显出来。在北方村庄中，派性的来源非常多，土改、四清、文革、选举都是派性的触发因素，但并不是其原因。因为国家政策如土改、四清、文革等所导致的矛盾在南方村庄和中部村庄同样有，但南方和中部却从来没有形成类似的派性，而表现为其它权力分化形式。这说明派性虽然与外来的政策有关，但其本身是由村庄结构决定的，外来的政策不过是个诱发因素。土改、四清、文革以及村民自治等都只是村庄派性的诱发因素，村庄结构才是派性的根源。实际上，派性斗争的基本单位是小亲族，当然其中还有更加复杂的分化和组合。

小亲族是理解北方村庄派性的关键点。小亲族是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一个既对内合作、又对外抗御的家庭联合单位。小亲族一般以五服内的兄弟堂兄弟关系为基础，其规模一般在十余户至数十户，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一个村庄，可能会有数个到十数个小亲族构成，并相互竞争。小亲族的血缘远近并无严格要求，一些兄弟堂兄弟少的小亲族，可能将更远血缘关系的家庭包括进来。但血缘较近的小亲族更容易紧密团结，因此，小亲族村庄具有多生男丁的内在动力。在村庄中，几乎每个家庭都会加入到一个小亲族之中，众多小亲族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小亲族之间的竞争取决于小亲族内部的三个要素：一是单个成员的素质，二是小亲族成员的多少，三是小亲族内部的整合程度。大的小亲族往往能在村庄中占据优势，但任何一个小亲族都难以在村庄权力竞争及村庄社会竞争中占居绝对优势。这种以五服血缘关系所结成的小亲族集团，又被称为“家门”，同一“家门”的人，往往有很强的内聚力。

作为家庭联合的小亲族，并非严格按照“五服”关系来组织，而是有一定伸展空间的。五服关系在红白喜事和清明上坟中表现得尤其清楚。一般情况下，老年人去世，五服内的晚辈在举办丧事期间均应戴孝。红白喜事时，五服以内的关系都应当主动帮忙。清明上坟时，五服内的本家及外嫁女儿，都会约在一起上坟。换句话说，正是红白喜事和清明上坟，将小亲族内部关系界定清楚了。此外，娶回来的媳妇，也要在结婚典礼后，到五服内长辈家中磕头认亲。小亲族内真正起大作用的，主要是兄弟及堂兄弟关系。在北方的很多村庄，兄弟、堂兄弟的认同十分强烈，有真正一家人的感受。一个小亲族中，兄弟堂兄弟多，而且团结，则这个小亲族的内聚力就强，在村中的地位就高。构成村庄派性竞争基本单位的，正是那些具有强内聚力的较大小亲族之间的竞争。

北方村庄村级权力组织的基础是村庄小亲族势力，村庄的各股小亲族势力尤其是强势小亲族势力能否在村庄正式权力组织中达成一致进而构造一种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村庄政治能否稳定。若没有强大的小亲族力量的支持，即使一个村民很有能力，他参加了竞选并且顺利当选，或者镇政府直接指派他任主要的村干部，他也很难干成，一定会遇到强大小亲族力量的刁难。相反，若是村干部有强大的家族势力做支撑，就是有村民找茬，他的兄弟、堂兄弟会一拥而上，不用动手，对方就会被吓退，村干部的威望由此逐渐得以建立。在村庄政治中，强大的小亲族当权是常态。他们当权，才可能有“稳定”。因为强大的小亲族当权，其它小亲族不敢闹事，而弱小的小亲族当权，他控制不了强大小亲族的闹事。对于那些找岔的村民，来自弱小小亲族的村干部根本没有办法。比如要修路，碰到路中间有一棵树，弱小小亲族的干部碰到强大小亲族的主人，“你让他刨掉，他就是不刨，你怎么办？”如果是强大的小亲族当权，你不刨，我给你刨掉，弱小的小亲族的村民敢怎么样？因此，乡镇干部也说，最好的状态就是强大的小亲族当权，而他们又是那种具有正义感，不胡作非为的人，这样既可以镇住那些闹事的人，又可以将村里的事情办好。看来，村民自治在派性面前，“法治”最终还是变成了“人治”！

这类现象的出现也有其内在原因，毛泽东时代政府任用的村干部是对旧社会有“苦海深仇”的贫农雇农，政府扶持那些家族势力小的村民任干部，打击那些家族势力大的“地富反坏”，那时国家的力量一竿子插到底，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国家权力上收至乡镇一级，村民在村庄生活中靠的是家族关系，而不再是正式的组织关系，谁家的势力大，谁家在村庄生活中能够说话算话。因此，乡镇政府便直接任命那些小亲族势力较大的“能人”、“强人”，这样乡村的工作好做，任务也好完成。而一个小亲族的村民会因为有本家的人任村干部而觉得有面子，从而会配合村干部的工作，如果没有本亲族的人任村干部，强势小亲族的村民会故意不配合工作，并且会找茬，或上访闹事，这有相当强的破坏能力，甚至可以让村级权力组织陷于瘫痪状态，而弱势小亲族的村民则往往随大流，也只能随大流。在强大小亲族的主导下，村级组织可以完成上级的任务，乡镇满意，而村干部则利用掌握的权力为自己捞了不少好处，也会照顾到所在小亲族的利益，而那些一般老百姓，尤其那些所在小亲族势力较小的农户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损害。由此看来，村庄派性和权力结构与村庄小亲族势力结构具有同构性。

派性以小亲族为基础，农村讲三服五服，同一个爷的，同一个老爷的，传统上就是一个特定关系，他们一般都跟着最有影响力的那个人走。因此抓住了最有影响力的那个村民，就抓住了整个小亲族，与最有影响力的村民搞好关系，就可以争取到整个小亲族，实现小亲族的联合。当然，这也不绝对，最有影响力的村民也不能将本小亲族的每个人都把握住，其中其中也有“叛变”的。各派有特定的代表性人物，但下面的人具体跟谁走，有很多具体的环境。有些村民的政治“敏感”不强，在站派上是流动的，这叫“暗流”。它与自己个人的亲戚关系、交友关系等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些村民，自己相对保持独立，不太受本小亲族的代表人物支配，而是哪个候选人跟他走近了，他就跟站到对方派系去了。虽然存在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但这并不妨碍小亲族作为派性的基本单位。

在后尹王村，王三仲当了二三十年支书，之前的支书是黄改权，从土改开始就是支书。黄当支书时，王就是村长，两人关系不错。他们都是土改时的贫农，是“人民当家作主时代的当权派”。村里有一部分人在土改时被打成富农，后来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富农和右派在毛泽东时代受到很多歧视，连媳妇都找不到，尽管他们人材很好，他们要结婚就只有换亲。富农和右派对贫农当权者的仇恨一直没有消泯。1998年选举时，矛盾爆发出来，产生了派性。换亲使得他们的小亲族联系紧密，在选举中有了优势。地富派的代表人物是王名堂，1998年选举地富派虽然没有成功，但在2004年却成功了。现在地富派占据村委会，村支部仍然是贫农派的阵地。据乡镇干部说，王名堂之所以能成功，与他的两个儿子也不无关系，他们一个是邻镇派出所所长，一个是武装部副部长，村民有事经常求他帮忙，因此积攒了“人气”。而其中最关键性的力量就是村委黄同邻。黄本来属于“当权派”，有一部分村民推举他当村长，但支书想一肩挑，就没有推选黄同邻当这一派的候选人，于是黄就倒戈走到“地富派”一边，其亲家也跟着倒戈，两个小亲族从“当权派”那里挖走了很多票，这直接导致了当权派丧失了对村委会的控制。

对派性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除了小亲族外，还包括姻亲关系，自己的亲家，儿女亲家、父母亲家等在派性和选举中都有很大的作用，上述黄同邻的亲家一起出走可以为证。我们调查的晋南董西村表现更加突出，董西村是多姓村，村内通婚虽然不多，当权的村支书来自村里最大小亲族，他自己、弟弟、儿子和女儿等都与村庄中重要的小亲族结成了姻亲，使得村中一直以来的反对派感到了挑战无望，派性斗争暂时告一段落。[5]正因此，在北方的许多村庄中，“政治联姻”的事情并不少见，张世勇所调查的村庄也是这样。另外，在北方村庄中，通过结干亲的形式壮大派性的也不少见。北方村庄的多宗族共存于同一村庄的现实决定了处理不同姓之间的关系颇为重要，可能也正因此，北方的结义远远多于南方，对刘关张异姓兄弟感情的崇拜也可能与此有关。而在具体村庄政治斗争中，异姓结义常常会被借用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晋南董西村就存在这种情况。

三、日常社会关系与派性的来源

在北方村庄调查，可以发现有的村庄有派性，有的村庄并没有。有派性的村庄，有的能够保持村庄权力结构的均衡和村庄大致有序，而有的村庄却导致村庄陷入无序和无法治理状态。这几种状况在北方村落中都比较普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许与南方村庄的对比可以发现其背后的原因。虽然南方村庄在选举中也有竞争有分化，但很少形成派性，尤其是很少形成稳定的甚至延续几十年的派性。当然，那些有很多集体资源和利益可供争夺的城郊村除外。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南北村庄的区域性差异来解释北方易于形成派性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北方区域内部的结构性因素来探讨北方村庄之间的差异。

在北方农村调查时，我们既可以看到内部关系和谐的村庄，也可以看到内部关系不和谐的村庄。无论村庄内部关系是否和谐，是否存在派性，我们在这些村庄中都可以看到许多普遍性的村治特征，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那些内部关系不和谐，存在派性的村庄的相关特征也带有普遍性。如何来解释这两种共存于同一区域，都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但村治特征却有些不同的村庄差异呢？我试图从村庄类型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李远行曾对皖南的村庄作出过类型学的划分，[6]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黄宗智曾对华北平原的村庄和长江三角洲的村庄作出过类型划分。[7]他将华北的村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结合紧密的村庄，在外来压力面前越来越紧密；另一种是结合松散的村庄，在外来压力面前村庄共同体就濒临崩溃。杜赞奇也根据宗族、宗教在村庄政治中的作用几次对华北村庄的类型进行划分。[8]我则想以村庄内部结构来对华北和华南的村庄作类型学的划分。

在划分村庄类型的过程中，我特意忽略了宗教因素，特别是基督教（包含天主教、基督教的诸多不同教派）因素。其实，基督教在今天的华北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已经构成了一个影响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忽略这个因素是不太恰当的。但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我只有暂时将基督教构成重要力量的村庄摈除在研究视野之外。不过，由于在大多数有基督教活动的村庄中，基督教力量尚未以一股独立的力量登上乡村治理和村庄政治的舞台，所以其影响还像姻亲、结干亲等一样对小亲族政治进行补充。

在我的研究视野中，南方村庄和北方村庄一共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南方村庄有两种类型：1）南方A型村庄，一个宗族构成的行政村，即一个大宗族构成一个行政村；2）南方B型村庄，多宗族构成的行政村，即多个小宗族构成一个行政村。这两种类型的村庄在不同的地方有所主导，但也存在插花分布的情况，如江西安远以小宗族为主导，而江西吉安、湖南邵阳等地以大宗族为主导，但这并不绝对。北方农村多为沙质土地，地势平坦，交通较为方便，因此农业的作业点离住所远近不是严重问题，这是北方农村大型聚落的前提条件。因为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无险可守，一旦发生政治动荡，则无一处可以幸免。北方农村气候干旱，旱灾容易造成农业绝收，生态上的不稳定，因此容易受到饥荒、瘟疫等的毁灭性打击。政治上的动荡和生态的不稳定，使北方农村村庄的安全一直是个很大的问题，在无险可守的北方农村，单家独户或规模很小的聚居点，在防匪和治安上就会是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在天灾人祸造成大范围人口灭绝，而只能从外地移民新建居民点时，移民就不会单家独户地建居住点，而倾向于集中在一起居住。因此北方村庄多为杂性自然村，而华南的自然村多为单姓自然村。北方村庄有两种类型：1）北方A型村庄，内部关系和谐的村庄，即不同姓氏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比较融洽的村庄；2）北方B型村庄：内部关系不和谐的村庄，即不同姓氏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存在派性的村庄。

从要处理的社会关系来说，南方A型村庄在村庄内部只需要处理一种关系，即宗族内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处理规则在儒家文化传统下早就被规定好了，那就是血缘关系规则。而南方B型村庄在村庄内部需要处理两种关系，一种是宗族内部的关系，这与南方A型村庄一样适用同样的血缘关系规则；另一种是宗族外部的关系，适用对“外人”的关系规则。在血缘关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没有含糊，也不会出错。而每个人如何准确对自己定位，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由此反观父母、兄弟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规则虽然明确，却不是明示规定的，而是在村落文化的熏陶中逐渐意会。这种村落文化的本质就是宗族文化，宗族文化的本质是祖先崇拜，当然也包括与祖先崇拜相关的鬼神信仰。宗族文化有一整套完备的仪式和礼节规范，它们将相关人际关系规则内化到村民心中。尤其是在祖先崇拜的仪式中，人们学会的不仅仅是祖先和父权的崇高和不可侵犯，而更关键的是对祖先本身的认识，以及由此反观自己、父母和兄弟，以及村庄中的其他人，从而给家庭生活和村庄生活中的每个人找到准确的位置。

在南方B型村庄中，还有一类关系，那就是不同宗族村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处理起来可以有两种后果，处理得好或者不好，处理得好的居多。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宗族之间的通婚很多，老亲戚、新亲戚不断叠加在一起，这种村庄之间不但建立起了代际对应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也日常化了，即使不同宗族的人之间平常称呼也是表叔、爷什么的，因此不同宗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常常被拟制成了同一宗族（或者亲戚）关系，处理关系的规则也遵照或者比照血缘关系的规则。处理得不好的，往往是存在坟山、风水等方面的争端，从而引发关系不和谐，甚至老死不相往来。问题的关键也在这里，南方村庄中，不同宗族之间，即使关系处理得不好，可以通过“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因为不同宗族之间在地理上存在一个缓冲的空间可以消解矛盾，人们可以通过切断联系来回避矛盾。但在北方，这是不可能的。北方村庄不同家族之间即使关系处理不好，人们还必须共存于同一狭小的地理空间中，而这个空间可能使矛盾越磨越尖锐，这会使得北方紧密熟人圈的矛盾爆发起来异常剧烈，[9]也可能使得村庄派性表现出非常奇怪的“一村两个喇叭”的场面，派性矛盾经历几代人还不能消弭。

南方B型村庄中，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可以通过回避来得到缓解，那时因为不同宗族之间日常生活的空间本来就是隔离的。然而，在政治生活中，由于处于同一个行政村，矛盾却无法隔离。但同样，这种隔离的日常生活空间的“优越性”又一次体现出来，他使得在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可以以“权力结构的模化”[10]体现出来，从而缓解村庄中可能形成的派性矛盾及其相关消极后果。贺雪峰等在江西调查时在江西调查时发现，自人民公社以来，村庄村干部在不同宗族和片区的分配形成了固定比例，而且由哪一姓和片区出任一把手和二把手，也逐步固定下来。由于南方村庄宗族意识强，本姓的村干部主持本片区的工作，不仅方便，而且容易获得村民的支持。这样，乡镇政府也采取哪个片区和哪个姓的村干部去职，便任命或发展同一片区同一姓的人接替上来的办法。我在江西安远调查时，也发现村委会选举时，采取选区的方法，即在村中划定选区，每个选区选出一个村委会干部，无论这个候选人的得票如何，只要他在本选区内得票最高，他就当选村委会成员。这放在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下面考察，符合村庄实际需要。因此，当有落选村干部上访反应这种做法不合法时，上级政府也不予理睬。某姓占有某个村干部职位是不同宗族之间力量平衡的结果，逐渐也被村民视为理所当然，形成了超过乡镇政府所可以决定的力量，不顺应这种力量，村民就会有不满情绪，工作就难以开展下去。上级不得不顺应这种村干部分配的片区和姓氏的比例和惯例。

南方B型村庄在处理宗族之间关系时，之所以可以通过权力结构模化的方式进行处理，其原因在于日常生活领域存在分离的可能性，村民的日常生活主要发生在同一地理空间中，面对的主要是本宗族的成员，因此模化的权力才有可能行得通，各姓的干部管本姓村民和本族事务才有可能。而在北方，不同家族地理空间同一，村民在日常生活不但直接面对本亲族村民，还面对其它亲族的村民，不同姓的村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密切，以致于日常生活无法按照姓氏被切割开来，因此，权力的模化没有现实可能性，派性政治遂比较发达。当然派性也可能形成一个权力平衡的格局，但这种平衡并不能在政治生活中隔离出一个独立的按照亲族分布的日常生活空间来。因此，可以说，日常生活空间是否可以隔离，成了北方村庄政治生活中存在派性而南方村庄不存在的关键。

在北方，人们必须处理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一种是具有伦理性、血缘性的同一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一种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不同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非血缘关系的伦理性即便有，也是拟制出来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关系是地缘关系。在村庄内部，不同姓氏和家族的村民之间有合作，也有竞争甚至斗争，有妥协和平衡，这个过程中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如果关系处理得好，就是北方A型村庄；处理不好，就属于北方B型村庄。村庄社区内部关系处理的不同，就会使村庄呈现出具体形态的不同，亲族之间关系处理好的村庄，不会有派性，否则就有派性。而且一旦关系处理不好，又不可能像南方一样存在缓冲的空间，通过权力结构的模化来消解。而派性一旦激烈，就会使社会功能失调，社区呈现分裂状态。而即使是在南方A型村庄，即使是大宗族中的房头关系处理不好，受宗族血缘关系规则的约束，也不致于导致社区功能失调。

也正因为北方村庄的这种结构特征，当面临外来压力时，村庄共同体可能被压垮，这就是黄宗智所说的情况。而实际上，南方存在无论在何种压力下，都没有被压垮过，防盗防匪、对抗国家征税，等等，南方村庄对外来力量的抵抗一致非常强。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力量也不能彻底的深入到南方村庄中，村庄中仍然有其共守的秘密。我们可以说，南方村庄是血缘共同体，北方村庄是地缘共同体，而血缘共同体天然比地缘共同体抵抗外来压力的能力更强。地缘是暂时的，即使中国农民安土重迁，但也存在改变的可能性；而血缘却是不可改变的，是在人的生活成长过程中被内化的。地缘共同体内部人员构成复杂，人际关系的整合比血缘共同体要难，因此维护村落共同体的难度更大。尤其是在今天这种社会流动加剧，人的生活预期日益短浅，利益趋向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北方村庄保持共同体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派性政治生长的空间也越大。

在北方，处理家族之间的关系时，常常会使村庄共同体本身的维系成为问题，因此需要一个外来的中间性力量对之进行仲裁，而只有国家才可能成为这个中间性力量。因此北方村庄中，人们对皇权对国家有着积极的诉求，从心理上期待皇权的进入，而从北方的地理条件来看，国家政权的进入也有现实条件。因此，在村庄中，尽管有不同的派系，但各个派系都争相与国家政权亲近，对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毫无抵抗心态。而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一旦进入村庄，它并不会加强村庄共同体的力量。在南方，宗族天然对外来力量是排斥的，它不希望外来的力量干涉宗族之内的事务，毫无疑问，国家政权也是外来力量。而同其它宗族的斗争，会加强宗族的内聚力，使得宗族自身的认同越来越强。

北方村庄的派性政治与日常生活

蜗牛 — Tue, 3 Jun 2008 17:11:56 +0800

一、村庄生活中的派性

在北方的村庄调查，不断听到“派性”这个词汇。所谓派性，按照村民的看法，就是对村庄事务持有不同的看法。派性主要体现在村委会选举中，也体现在村庄生活的其它方面。

最初在村庄内发现派性是在村委会选举观察中，那时我们发现派性与村庄控制有较多资源有关。在浙江缙云县城关镇调查时，贺雪峰发现，全镇18个村，城关5个村的派性都十分严重，非城关村的情况则好得多。城关村的派性严重，是因为城关村的土地值钱，村集体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经济资源引起村民对利益的争夺，派性由此而生。在此基础上，当时他认为，派性斗争不是无缘无故的，斗争双方要有收益空间，而村集体资源是村庄派性斗争最为主要的收益空间。他当时甚至判断，在一般意义上，村集体掌握的资源越多，再分配村集体资源的机会就越多，数额也越大，形成派性的可能性就越大。村集体不掌握资源，就失去了再分配村集体资源的机会，也就没有关心个人收益的村庄精英来掺和村里的事情，村庄的派性斗争也就无从谈起。而派性之所以与村庄选举联系在一起，则是因为村庄选举为资源争夺及派性斗争提供了合法的表达途径。[1]

后来贺雪峰到安徽阜阳调查，发现阜阳农村存在众多派别，村庄中的一派村民成为村干部，另一派村民便到县乡上访，农村出现了频繁的针对村干部的轮番群体上访。[2]再后来董磊明到河北调查，我们一起到山西运城调查，均发现了村庄中存在派性。最近我们又到河南安阳调查，也发现了有些村庄存在派性。这些村庄并不是之前我们所观察到的那些村集体掌握比较多的资源的村庄，而是传统的农业型村庄。在同样的农业型村庄，湖北农村和江西农村就没有形成类似的派性。这促使我们思考派性产生的更为一般的原因。

河南安阳的许多村庄都存在派性。在有派性的村庄，选举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各派都想占据村委会和党支部的重要位置，这样会导致一些问题。一是，两派都想占据重要位置，但又都无法绝对胜出。比如前尹王村，派性一直比较严重，两个派争夺对村庄的统治权，但都干不上，最后两派就有人出来做工作，让一个中间派出来干。这个人是个工头，比较有钱，家里有收割机，他对村务并不热心，不愿意干。二是，两派分别占据了村委会和党支部，互相不买帐，从而导致了“两委问题”。两委关系是村中不同派系合纵连横的成果，两委在工作中互相不配合，村两委关系因此更容易表现出两委之间的对立与对抗。这时，两委的对立与协调，反映了村庄内部的派性结构状况。三是，一派在村庄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另一派处于“在野”状态，“在野”的一派可能在工作中不予配合，甚至抓住在台上一派的弱点，如揭示台上一方选举过程中的程序暇疵，在台上时的财务问题不断上访告状，等等，尽给在台上的一方捣乱，让对方作不成工作。当然，也有一些村庄的派性斗争比较温和，失败的一方不是捣乱，而是积蓄力量，总结经验，准备下次选举。比如后尹王村的支部派，最近的选举失败后，支书就认识到了不能坚持一肩挑，认识到主要干部多，拉票也容易，自己又是支书又是村长，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如果再另添一个村长候选人，他就会发挥自己的力量。

无论何种情况，只要派性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村庄治理都颇为不利。在有派性的村庄中，村庄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派性，不同派系的力量能否在村庄权力组织中达成一致进而构造一种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村庄政治能否稳定。在这种村庄中，个人的素质和品行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个人是代表派系的，其背后是整个派系。派性常常导致村庄选举竞争激烈，因此在选举过程中，乡镇干部就必须特别注意选举的程序，程序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给失败的一派找到缺陷和麻烦，因此他就会以此为理由上访。一旦有上访，已有的选举就可能被推倒重来。这样，已做的工作就白费了。比如，有村民在外打工，暂时回不来，村干部必须把票给他留着，等他回来后再给他填，否则如果他的派性倾向很明确，回来后就可能去上访，说他的选举权被剥夺了。

虽然在税费改革以后，乡村利益共同体瓦解了，当村干部已经没有多少经济利益，乡镇干部在工作中也是通过感情运作来拉拢村干部，[3]但在有派性的村庄中，村干部的选举仍然非常激烈。村民争做村干部的动机，一方面是觉得自己一派在台上，有面子；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在于为自己一派的人谋其它方面的好处。比如，如果村干部是自己一派的人，在村民之间的一些日常纠纷中，同派的村民至少不会吃亏。在有派性的村庄，每个派系都想占优势。如王韩村，村庄精英争着当村干部，他们的态度就是，我什么都不要，就是要当个村长支书，就是要把你们管住，让你这派要听我的。有这个心理，选举时就想方设法要把对方弄下来自己干。这样争选票就非常普遍，因而也经常发生矛盾，甚至发生打架斗殴的事情。

在有派性的村庄中，小矛盾本身也很容易引发打架斗殴。因为双方在小矛盾之前就存在派性矛盾，因此只要有一个小矛盾，派性矛盾就容易被激发出来，从而引发斗殴。在这种村庄里，不同派系的村民之间往往也不服谁，因为容忍常常不是个人或自己一个小家庭的事情，而是整个派系的事情。一个村民在一次纠纷中吃了亏，他自己和所有的村民都会理解成其整个派系吃了亏；如果他忍让了，会被村民理解成，这一派系的人吃了亏。而在没有派性的村庄中，大家对小矛盾的涵养度要高得多，往往不会酿成大矛盾。因为大家都对生活有着较长的预期，“大家在一起都生活了几百年了”。可以说，派性使得村庄日常生活政治化了。

在派性最严重的村庄中最严重的时期，安阳一带甚至出现了一个村两个支部的现象，政府任命了一个支部，但另一派人比较多，他们自己另立一个支部。两派都跟着国家政策走，但每派都只管自己的人和事，不能越过派系进行管辖，而实际上越过派系也管不了别的派系的人事。据说这种情况以前在安阳一带还比较普遍，那时，一个村里有两套系统，连广播都有两套。一派的广播不响，这一派的妇女甚至都不去孕检，只有自己派系的广播才能管到自己派系的人。现在这种情况和现象少了，但仍然存在。

在我们所调查的后尹王村，现在村委一派，支部一派，各有各的代言人，双方对乡镇的工作都很支持，但互相之间却总是扯皮，导致村务日常工作不协调，有时给村民也带来很大麻烦。比如，村民之间出现纠纷找谁的问题，双方很容易推诿，因此出了一点小事村民就只好跑到政府去找干部。这个村的信访问题也比较多，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支部和村委互相踢皮球，不愿意去得罪人，村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只好去上访，二是村不同派系的干部也想借这样的机会给对方制造麻烦，从而打到自己出气的目的。在我们调查时，后尹王村有个妇女找到镇政法委书记，说小队的厕所曾卖给她了，但现在有人垫土，要求镇干部去制止。镇干部说，你怎么不找村干部？农妇说，村干部不管。于是镇政法委书记找村长，要求他处理，村长说：“垫土的是我的侄儿，但侄儿与我有矛盾，一直不跟我说话，两家有矛盾。你找支书去吧，他听支书的，与支书有个亲戚关系。”镇政法委书记找到支书，支书说：“那是村长的侄儿子，我说还没有村长说的效果好呢！虽然他们平常不来往，但实际上还是叔侄关系近呢！”最后，政法委书记也没有好办法，只好对村干部们说，你让他把土平一下，可以走就行了。

在有派性的村庄，村干部在工作中往往忌惮比较多，这有时是好事，有时又是坏事。忌惮比较多，因此在工作中就不敢随便损害集体和村民的利益，这是好事。正因此，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业税时代，越是针对村干部乱收费上访多的村庄，农业税从总体上却并不重，因为上访使得村干部有所忌惮。但是派性政治使得村庄生活和村干部的日常工作政治化，这又是不好的事情。乡村干部讲，现在三年时间一届村委会，第一年处理换届中留下的矛盾，第二年考虑发展，第三年又要考虑下一次选举了。这就好像是西方国家的议会政治一样。在后尹王村，村东有四十多亩地，原是集体划出来的，但一直没有投入使用，遂由群众无偿使用，当时约定到需要的时候由集体收回。现在到了要收的时候，但村长有畏难情绪，他对乡镇干部讲，收回这四十亩地，要得罪几十户人，“得罪他们，不敢啊！”

同样，派性政治对乡镇的工作方式也有影响。乡镇干部讲，虽然以前没有村民自治，不民主，但比现在稳定得多。那时选择村干部的标准是，结合村里情况，选那些威信高，能与乡政府配合工作的人。现在选举，操纵不住了。当支部与村委会有矛盾，双方工作不协调时，乡镇干部一般倾向于调整支部去适应村委，让支部与村委协调一致。一旦在村里形成两种势力，对村庄的发展很不利。但现在又不可能调整村委，因此一旦派性矛盾严重，就只有调整支部。

二、小亲族：派性的基本单元

在北方村庄中，问及村民“派性”的来源，大多说是“文革”引起的。如果“文革”的派性真的自那时延续到21世纪，前后能达40年之久，这的确让人非常吃惊。实际上，仔细一问，有的村庄“文革”之前就出现了派性。董磊明在河北农村调查时，他驻点的村庄的派性最早的起源于村庄中两批老干部的矛盾，一批是土改时提拔的干部，另一批是四清时期的干部，两批干部背后又有不同的家族背景。在我所调查的后尹王村，派性从土改时划分阶级时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现在。后尹王村在98年村委会选举实行“海选”之前一直是个红旗村、先进村，98年的换届引发了村庄的派性，用村民的话说，是“文革期间的派性又出来了”。而有关材料显示，北方村庄的派性可能在解放前就出现了，十里店的状况就是这样。[4]派性为何能“延续”如此长的时间？其基础到底在哪里？

根据我的考察，村民的某些说法并不准确。派性是从土改时开始的，但并不是土改导致的，只不过那时发生的阶级斗争成为后来派性的来源。98年的换届选举也并非使得“文革期间的派性又出来了”，而是选举将派性凸显出来了。应当说，北方村庄本来就存在一种类似派性的结构，这种结构使得派性在政治运动中容易凸显出来。在北方村庄中，派性的来源非常多，土改、四清、文革、选举都是派性的触发因素，但并不是其原因。因为国家政策如土改、四清、文革等所导致的矛盾在南方村庄和中部村庄同样有，但南方和中部却从来没有形成类似的派性，而表现为其它权力分化形式。这说明派性虽然与外来的政策有关，但其本身是由村庄结构决定的，外来的政策不过是个诱发因素。土改、四清、文革以及村民自治等都只是村庄派性的诱发因素，村庄结构才是派性的根源。实际上，派性斗争的基本单位是小亲族，当然其中还有更加复杂的分化和组合。

小亲族是理解北方村庄派性的关键点。小亲族是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一个既对内合作、又对外抗御的家庭联合单位。小亲族一般以五服内的兄弟堂兄弟关系为基础，其规模一般在十余户至数十户，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一个村庄，可能会有数个到十数个小亲族构成，并相互竞争。小亲族的血缘远近并无严格要求，一些兄弟堂兄弟少的小亲族，可能将更远血缘关系的家庭包括进来。但血缘较近的小亲族更容易紧密团结，因此，小亲族村庄具有多生男丁的内在动力。在村庄中，几乎每个家庭都会加入到一个小亲族之中，众多小亲族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小亲族之间的竞争取决于小亲族内部的三个要素：一是单个成员的素质，二是小亲族成员的多少，三是小亲族内部的整合程度。大的小亲族往往能在村庄中占据优势，但任何一个小亲族都难以在村庄权力竞争及村庄社会竞争中占居绝对优势。这种以五服血缘关系所结成的小亲族集团，又被称为“家门”，同一“家门”的人，往往有很强的内聚力。

作为家庭联合的小亲族，并非严格按照“五服”关系来组织，而是有一定伸展空间的。五服关系在红白喜事和清明上坟中表现得尤其清楚。一般情况下，老年人去世，五服内的晚辈在举办丧事期间均应戴孝。红白喜事时，五服以内的关系都应当主动帮忙。清明上坟时，五服内的本家及外嫁女儿，都会约在一起上坟。换句话说，正是红白喜事和清明上坟，将小亲族内部关系界定清楚了。此外，娶回来的媳妇，也要在结婚典礼后，到五服内长辈家中磕头认亲。小亲族内真正起大作用的，主要是兄弟及堂兄弟关系。在北方的很多村庄，兄弟、堂兄弟的认同十分强烈，有真正一家人的感受。一个小亲族中，兄弟堂兄弟多，而且团结，则这个小亲族的内聚力就强，在村中的地位就高。构成村庄派性竞争基本单位的，正是那些具有强内聚力的较大小亲族之间的竞争。

北方村庄村级权力组织的基础是村庄小亲族势力，村庄的各股小亲族势力尤其是强势小亲族势力能否在村庄正式权力组织中达成一致进而构造一种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村庄政治能否稳定。若没有强大的小亲族力量的支持，即使一个村民很有能力，他参加了竞选并且顺利当选，或者镇政府直接指派他任主要的村干部，他也很难干成，一定会遇到强大小亲族力量的刁难。相反，若是村干部有强大的家族势力做支撑，就是有村民找茬，他的兄弟、堂兄弟会一拥而上，不用动手，对方就会被吓退，村干部的威望由此逐渐得以建立。在村庄政治中，强大的小亲族当权是常态。他们当权，才可能有“稳定”。因为强大的小亲族当权，其它小亲族不敢闹事，而弱小的小亲族当权，他控制不了强大小亲族的闹事。对于那些找岔的村民，来自弱小小亲族的村干部根本没有办法。比如要修路，碰到路中间有一棵树，弱小小亲族的干部碰到强大小亲族的主人，“你让他刨掉，他就是不刨，你怎么办？”如果是强大的小亲族当权，你不刨，我给你刨掉，弱小的小亲族的村民敢怎么样？因此，乡镇干部也说，最好的状态就是强大的小亲族当权，而他们又是那种具有正义感，不胡作非为的人，这样既可以镇住那些闹事的人，又可以将村里的事情办好。看来，村民自治在派性面前，“法治”最终还是变成了“人治”！

这类现象的出现也有其内在原因，毛泽东时代政府任用的村干部是对旧社会有“苦海深仇”的贫农雇农，政府扶持那些家族势力小的村民任干部，打击那些家族势力大的“地富反坏”，那时国家的力量一竿子插到底，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国家权力上收至乡镇一级，村民在村庄生活中靠的是家族关系，而不再是正式的组织关系，谁家的势力大，谁家在村庄生活中能够说话算话。因此，乡镇政府便直接任命那些小亲族势力较大的“能人”、“强人”，这样乡村的工作好做，任务也好完成。而一个小亲族的村民会因为有本家的人任村干部而觉得有面子，从而会配合村干部的工作，如果没有本亲族的人任村干部，强势小亲族的村民会故意不配合工作，并且会找茬，或上访闹事，这有相当强的破坏能力，甚至可以让村级权力组织陷于瘫痪状态，而弱势小亲族的村民则往往随大流，也只能随大流。在强大小亲族的主导下，村级组织可以完成上级的任务，乡镇满意，而村干部则利用掌握的权力为自己捞了不少好处，也会照顾到所在小亲族的利益，而那些一般老百姓，尤其那些所在小亲族势力较小的农户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损害。由此看来，村庄派性和权力结构与村庄小亲族势力结构具有同构性。

派性以小亲族为基础，农村讲三服五服，同一个爷的，同一个老爷的，传统上就是一个特定关系，他们一般都跟着最有影响力的那个人走。因此抓住了最有影响力的那个村民，就抓住了整个小亲族，与最有影响力的村民搞好关系，就可以争取到整个小亲族，实现小亲族的联合。当然，这也不绝对，最有影响力的村民也不能将本小亲族的每个人都把握住，其中其中也有“叛变”的。各派有特定的代表性人物，但下面的人具体跟谁走，有很多具体的环境。有些村民的政治“敏感”不强，在站派上是流动的，这叫“暗流”。它与自己个人的亲戚关系、交友关系等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些村民，自己相对保持独立，不太受本小亲族的代表人物支配，而是哪个候选人跟他走近了，他就跟站到对方派系去了。虽然存在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但这并不妨碍小亲族作为派性的基本单位。

在后尹王村，王三仲当了二三十年支书，之前的支书是黄改权，从土改开始就是支书。黄当支书时，王就是村长，两人关系不错。他们都是土改时的贫农，是“人民当家作主时代的当权派”。村里有一部分人在土改时被打成富农，后来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富农和右派在毛泽东时代受到很多歧视，连媳妇都找不到，尽管他们人材很好，他们要结婚就只有换亲。富农和右派对贫农当权者的仇恨一直没有消泯。1998年选举时，矛盾爆发出来，产生了派性。换亲使得他们的小亲族联系紧密，在选举中有了优势。地富派的代表人物是王名堂，1998年选举地富派虽然没有成功，但在2004年却成功了。现在地富派占据村委会，村支部仍然是贫农派的阵地。据乡镇干部说，王名堂之所以能成功，与他的两个儿子也不无关系，他们一个是邻镇派出所所长，一个是武装部副部长，村民有事经常求他帮忙，因此积攒了“人气”。而其中最关键性的力量就是村委黄同邻。黄本来属于“当权派”，有一部分村民推举他当村长，但支书想一肩挑，就没有推选黄同邻当这一派的候选人，于是黄就倒戈走到“地富派”一边，其亲家也跟着倒戈，两个小亲族从“当权派”那里挖走了很多票，这直接导致了当权派丧失了对村委会的控制。

对派性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除了小亲族外，还包括姻亲关系，自己的亲家，儿女亲家、父母亲家等在派性和选举中都有很大的作用，上述黄同邻的亲家一起出走可以为证。我们调查的晋南董西村表现更加突出，董西村是多姓村，村内通婚虽然不多，当权的村支书来自村里最大小亲族，他自己、弟弟、儿子和女儿等都与村庄中重要的小亲族结成了姻亲，使得村中一直以来的反对派感到了挑战无望，派性斗争暂时告一段落。[5]正因此，在北方的许多村庄中，“政治联姻”的事情并不少见，张世勇所调查的村庄也是这样。另外，在北方村庄中，通过结干亲的形式壮大派性的也不少见。北方村庄的多宗族共存于同一村庄的现实决定了处理不同姓之间的关系颇为重要，可能也正因此，北方的结义远远多于南方，对刘关张异姓兄弟感情的崇拜也可能与此有关。而在具体村庄政治斗争中，异姓结义常常会被借用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晋南董西村就存在这种情况。

三、日常社会关系与派性的来源

在北方村庄调查，可以发现有的村庄有派性，有的村庄并没有。有派性的村庄，有的能够保持村庄权力结构的均衡和村庄大致有序，而有的村庄却导致村庄陷入无序和无法治理状态。这几种状况在北方村落中都比较普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许与南方村庄的对比可以发现其背后的原因。虽然南方村庄在选举中也有竞争有分化，但很少形成派性，尤其是很少形成稳定的甚至延续几十年的派性。当然，那些有很多集体资源和利益可供争夺的城郊村除外。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南北村庄的区域性差异来解释北方易于形成派性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北方区域内部的结构性因素来探讨北方村庄之间的差异。

在北方农村调查时，我们既可以看到内部关系和谐的村庄，也可以看到内部关系不和谐的村庄。无论村庄内部关系是否和谐，是否存在派性，我们在这些村庄中都可以看到许多普遍性的村治特征，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那些内部关系不和谐，存在派性的村庄的相关特征也带有普遍性。如何来解释这两种共存于同一区域，都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但村治特征却有些不同的村庄差异呢？我试图从村庄类型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李远行曾对皖南的村庄作出过类型学的划分，[6]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黄宗智曾对华北平原的村庄和长江三角洲的村庄作出过类型划分。[7]他将华北的村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结合紧密的村庄，在外来压力面前越来越紧密；另一种是结合松散的村庄，在外来压力面前村庄共同体就濒临崩溃。杜赞奇也根据宗族、宗教在村庄政治中的作用几次对华北村庄的类型进行划分。[8]我则想以村庄内部结构来对华北和华南的村庄作类型学的划分。

在划分村庄类型的过程中，我特意忽略了宗教因素，特别是基督教（包含天主教、基督教的诸多不同教派）因素。其实，基督教在今天的华北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已经构成了一个影响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忽略这个因素是不太恰当的。但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我只有暂时将基督教构成重要力量的村庄摈除在研究视野之外。不过，由于在大多数有基督教活动的村庄中，基督教力量尚未以一股独立的力量登上乡村治理和村庄政治的舞台，所以其影响还像姻亲、结干亲等一样对小亲族政治进行补充。

在我的研究视野中，南方村庄和北方村庄一共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南方村庄有两种类型：1）南方A型村庄，一个宗族构成的行政村，即一个大宗族构成一个行政村；2）南方B型村庄，多宗族构成的行政村，即多个小宗族构成一个行政村。这两种类型的村庄在不同的地方有所主导，但也存在插花分布的情况，如江西安远以小宗族为主导，而江西吉安、湖南邵阳等地以大宗族为主导，但这并不绝对。北方农村多为沙质土地，地势平坦，交通较为方便，因此农业的作业点离住所远近不是严重问题，这是北方农村大型聚落的前提条件。因为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无险可守，一旦发生政治动荡，则无一处可以幸免。北方农村气候干旱，旱灾容易造成农业绝收，生态上的不稳定，因此容易受到饥荒、瘟疫等的毁灭性打击。政治上的动荡和生态的不稳定，使北方农村村庄的安全一直是个很大的问题，在无险可守的北方农村，单家独户或规模很小的聚居点，在防匪和治安上就会是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在天灾人祸造成大范围人口灭绝，而只能从外地移民新建居民点时，移民就不会单家独户地建居住点，而倾向于集中在一起居住。因此北方村庄多为杂性自然村，而华南的自然村多为单姓自然村。北方村庄有两种类型：1）北方A型村庄，内部关系和谐的村庄，即不同姓氏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比较融洽的村庄；2）北方B型村庄：内部关系不和谐的村庄，即不同姓氏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存在派性的村庄。

从要处理的社会关系来说，南方A型村庄在村庄内部只需要处理一种关系，即宗族内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处理规则在儒家文化传统下早就被规定好了，那就是血缘关系规则。而南方B型村庄在村庄内部需要处理两种关系，一种是宗族内部的关系，这与南方A型村庄一样适用同样的血缘关系规则；另一种是宗族外部的关系，适用对“外人”的关系规则。在血缘关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没有含糊，也不会出错。而每个人如何准确对自己定位，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由此反观父母、兄弟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规则虽然明确，却不是明示规定的，而是在村落文化的熏陶中逐渐意会。这种村落文化的本质就是宗族文化，宗族文化的本质是祖先崇拜，当然也包括与祖先崇拜相关的鬼神信仰。宗族文化有一整套完备的仪式和礼节规范，它们将相关人际关系规则内化到村民心中。尤其是在祖先崇拜的仪式中，人们学会的不仅仅是祖先和父权的崇高和不可侵犯，而更关键的是对祖先本身的认识，以及由此反观自己、父母和兄弟，以及村庄中的其他人，从而给家庭生活和村庄生活中的每个人找到准确的位置。

在南方B型村庄中，还有一类关系，那就是不同宗族村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处理起来可以有两种后果，处理得好或者不好，处理得好的居多。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宗族之间的通婚很多，老亲戚、新亲戚不断叠加在一起，这种村庄之间不但建立起了代际对应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也日常化了，即使不同宗族的人之间平常称呼也是表叔、爷什么的，因此不同宗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常常被拟制成了同一宗族（或者亲戚）关系，处理关系的规则也遵照或者比照血缘关系的规则。处理得不好的，往往是存在坟山、风水等方面的争端，从而引发关系不和谐，甚至老死不相往来。问题的关键也在这里，南方村庄中，不同宗族之间，即使关系处理得不好，可以通过“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因为不同宗族之间在地理上存在一个缓冲的空间可以消解矛盾，人们可以通过切断联系来回避矛盾。但在北方，这是不可能的。北方村庄不同家族之间即使关系处理不好，人们还必须共存于同一狭小的地理空间中，而这个空间可能使矛盾越磨越尖锐，这会使得北方紧密熟人圈的矛盾爆发起来异常剧烈，[9]也可能使得村庄派性表现出非常奇怪的“一村两个喇叭”的场面，派性矛盾经历几代人还不能消弭。

南方B型村庄中，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可以通过回避来得到缓解，那时因为不同宗族之间日常生活的空间本来就是隔离的。然而，在政治生活中，由于处于同一个行政村，矛盾却无法隔离。但同样，这种隔离的日常生活空间的“优越性”又一次体现出来，他使得在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可以以“权力结构的模化”[10]体现出来，从而缓解村庄中可能形成的派性矛盾及其相关消极后果。贺雪峰等在江西调查时在江西调查时发现，自人民公社以来，村庄村干部在不同宗族和片区的分配形成了固定比例，而且由哪一姓和片区出任一把手和二把手，也逐步固定下来。由于南方村庄宗族意识强，本姓的村干部主持本片区的工作，不仅方便，而且容易获得村民的支持。这样，乡镇政府也采取哪个片区和哪个姓的村干部去职，便任命或发展同一片区同一姓的人接替上来的办法。我在江西安远调查时，也发现村委会选举时，采取选区的方法，即在村中划定选区，每个选区选出一个村委会干部，无论这个候选人的得票如何，只要他在本选区内得票最高，他就当选村委会成员。这放在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下面考察，符合村庄实际需要。因此，当有落选村干部上访反应这种做法不合法时，上级政府也不予理睬。某姓占有某个村干部职位是不同宗族之间力量平衡的结果，逐渐也被村民视为理所当然，形成了超过乡镇政府所可以决定的力量，不顺应这种力量，村民就会有不满情绪，工作就难以开展下去。上级不得不顺应这种村干部分配的片区和姓氏的比例和惯例。

南方B型村庄在处理宗族之间关系时，之所以可以通过权力结构模化的方式进行处理，其原因在于日常生活领域存在分离的可能性，村民的日常生活主要发生在同一地理空间中，面对的主要是本宗族的成员，因此模化的权力才有可能行得通，各姓的干部管本姓村民和本族事务才有可能。而在北方，不同家族地理空间同一，村民在日常生活不但直接面对本亲族村民，还面对其它亲族的村民，不同姓的村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密切，以致于日常生活无法按照姓氏被切割开来，因此，权力的模化没有现实可能性，派性政治遂比较发达。当然派性也可能形成一个权力平衡的格局，但这种平衡并不能在政治生活中隔离出一个独立的按照亲族分布的日常生活空间来。因此，可以说，日常生活空间是否可以隔离，成了北方村庄政治生活中存在派性而南方村庄不存在的关键。

在北方，人们必须处理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一种是具有伦理性、血缘性的同一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一种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不同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非血缘关系的伦理性即便有，也是拟制出来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关系是地缘关系。在村庄内部，不同姓氏和家族的村民之间有合作，也有竞争甚至斗争，有妥协和平衡，这个过程中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如果关系处理得好，就是北方A型村庄；处理不好，就属于北方B型村庄。村庄社区内部关系处理的不同，就会使村庄呈现出具体形态的不同，亲族之间关系处理好的村庄，不会有派性，否则就有派性。而且一旦关系处理不好，又不可能像南方一样存在缓冲的空间，通过权力结构的模化来消解。而派性一旦激烈，就会使社会功能失调，社区呈现分裂状态。而即使是在南方A型村庄，即使是大宗族中的房头关系处理不好，受宗族血缘关系规则的约束，也不致于导致社区功能失调。

也正因为北方村庄的这种结构特征，当面临外来压力时，村庄共同体可能被压垮，这就是黄宗智所说的情况。而实际上，南方存在无论在何种压力下，都没有被压垮过，防盗防匪、对抗国家征税，等等，南方村庄对外来力量的抵抗一致非常强。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力量也不能彻底的深入到南方村庄中，村庄中仍然有其共守的秘密。我们可以说，南方村庄是血缘共同体，北方村庄是地缘共同体，而血缘共同体天然比地缘共同体抵抗外来压力的能力更强。地缘是暂时的，即使中国农民安土重迁，但也存在改变的可能性；而血缘却是不可改变的，是在人的生活成长过程中被内化的。地缘共同体内部人员构成复杂，人际关系的整合比血缘共同体要难，因此维护村落共同体的难度更大。尤其是在今天这种社会流动加剧，人的生活预期日益短浅，利益趋向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北方村庄保持共同体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派性政治生长的空间也越大。

在北方，处理家族之间的关系时，常常会使村庄共同体本身的维系成为问题，因此需要一个外来的中间性力量对之进行仲裁，而只有国家才可能成为这个中间性力量。因此北方村庄中，人们对皇权对国家有着积极的诉求，从心理上期待皇权的进入，而从北方的地理条件来看，国家政权的进入也有现实条件。因此，在村庄中，尽管有不同的派系，但各个派系都争相与国家政权亲近，对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毫无抵抗心态。而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一旦进入村庄，它并不会加强村庄共同体的力量。在南方，宗族天然对外来力量是排斥的，它不希望外来的力量干涉宗族之内的事务，毫无疑问，国家政权也是外来力量。而同其它宗族的斗争，会加强宗族的内聚力，使得宗族自身的认同越来越强。

炎黄春秋：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蜗牛 — Tue, 3 Jun 2008 16:37:29 +0800

　人民政府要以民生为重，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要将国家财政的钱，最大比例地用于民生，围绕民生来安排财政支出。

　　一、历史和现状：财政对民生投入太少

　　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财政投入民生的比重，打造民生财政，需要先了解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结构。

　　请看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统计表（见P13表1）

　　这张统计表暴露出两个问题：

　　1、财政支出的前三项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其次是经济建设费，而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

　　2、从1982年到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增长了36倍，而行政管理费则大幅攀升到了76倍。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列国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注1]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7%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级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应该是精打细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们所花的行政费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更为低廉。然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行政费比重，居然比资本主义国家高那么多。中国公仆的花费，居然超过用于民生的经费，挤占了主人的用款。这种财政支出结构，近年有所改善，注入民生的部分增多了，但总结构仍不合理。它当然应是我们现在要打造民生财政不可回避的改革对象。

　　未来设想之一：取消公务员职务消费，节省行政费5000亿元

　　要建立民生财政，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钱从何来呢？在现有的财政总盘子中，显然要改变财政支出结构，从削减不合理的行政管理费中挖掘财源。其中来源之一就是取消公务员不合理的职务消费，预计可以省出5000亿元。

　　目前中国行政费中明显不合理的开支是“三公”——每年公车消费4000亿元左右、公款招待吃喝玩乐2000亿元左右、公费出国3000多亿元左右。以上“三公”消耗共计9000亿元左右。[注1]尽管每年“两会”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慷慨陈词，新闻媒体口诛笔伐，而公款不合理消费的这“三座大山”却是年复一年“我自岿然不动”。

　　据统计，2004年中国大陆各级党政机关公车约有400万辆，年费用4085亿元。尔后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在以超过20%速度递增。“公车”，顾名思义应是仅限于公用。但目前公车的普遍现状是领导人员用三分之一、家属用三分之一、司机用三分之一。这种“三三制”一般人早已见怪不怪，2006年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个超越三三制的普通事例。

　　请看一个局长司机老黄的7天行程：

　　10月1日，局长好朋友的儿子结婚，老黄到婚纱店将公车装饰为婚车，然后接送新人，忙了一天。

　　10月2日，老黄一大早起床，把去旅游的局长儿子一家三口送到机场，然后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父母来该市过节。

　　10月3日，陪局长夫妇到城里购物。中秋节将至，晚上陪局长各处送礼。

　　10月4日，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妹妹一家到局长家，晚上继续陪局长送礼。

　　10月5日，送局长妹妹一家回家。

　　10月6日，到机场接旅游归来的局长儿子一家。中秋节晚上，老黄终于在家吃了顿团圆饭。

　　10月7日，送局长父母回老家。回来后送局长去酒店，把局长从酒店送回家后，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在老黄的概念中，公车，就是“用公款购买的私车”：除正常办公用车外，那就是：送局长与家人四处旅游、赴宴；接局长的孙子上、下学；连局长儿子的驾驶技术也是老黄带他到城外荒地，花了两个月时间练出来的。

　　实际上，在中国城乡各地飞奔的许多公车，不仅仅是公款购买的私车，而且是公款雇佣司机、公款维修保养、公款购买保险的私车。

　　放眼望去，这道公车私用的风景线，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已经是越来越罕见的稀奇景色了。

　　韩国首都首尔市已把“官车”数量砍到只剩4辆，市长和3位副市长各1辆。没有紧要公务，市长也须乘地铁上班。

　　美国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英国伦敦市长利文斯通也都是每天乘地铁上下班。

　　瑞典政府高官工作时可以使用公车，下班只能开自己的私车，首相也只能开私家车上下班。[注2]瑞典警方在周末可以拦住任何公车，检查其是否执行公务。

　　德国一位女议员因为用公车送丈夫到大学上班被曝光而不得不辞职。

　　丹麦的公务员出差只能坐公共汽车，出差地如果没有公交车，才可以乘坐出租车。

　　意大利西西里岛有个倒霉的市长，他和夫人出去私人旅行，让司机用公车把他们送到港口，旅行回来又让司机接了一次。不料被人告上法庭。市长公车私用，补回汽油费都不行，不但丢了乌纱帽，还被判入狱六个月。

　　芬兰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公车一说。除总统以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间使用专车。亲友揩油之事闻所未闻。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门。

　　社会主义中国，公务员理应更加廉洁奉公。然而让人很难理解的是，我们这里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从国家级的部长到县级的科长以及乡镇长，只要有条件的，都要搞上一辆专车；没有条件的呢，努力创造条件也要搞一辆玩玩。而一旦有了专车，几乎不言而喻就有了全天候24小时使用权、全家使用权、亲友使用权、公私不分的使用权。

　　这种公车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激化我国党政官员与普通百姓矛盾的“导火线”，成了建设节约型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公敌”。可以说，这种公车腐败之弊，上上下下有目共睹；至于如何改革，则意见大相径庭。

　　如果能站在关注民生的角度看问题，公车改革的思路我以为并不难理顺，关键就是两条：

　　第一，为了民生，必须从根本上禁止官员化公为私、公车私用。

　　第二，领导干部专车制度，是导致公款私车制度的捷径，不能不取消。

　　循此思路，我斗胆提出一个公车改革方案供政府与读者朋友参考。

　　这个改革方案要点有五：

　　一、除军队系统以外，同一城市的所有公务车组编为三类出租汽车公司，均按企业运营，价格与当地其他出租汽车公司相同。其中，A类公司为机关内部服务，同时保留部分特殊管理办法；B类公司面向社会服务；C类公司兼顾机关内外服务，根据机关内公务用车的需求情况灵活调度。

　　二、公务员因公用车，既可以乘机关出租汽车，也可以乘社会出租汽车。

　　三、A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优先安排因公用车，并保留必要数量的备用车以应公务急需。任何人以任何原因用车均须按规定付费。

　　四、公务员因公乘车付费后，由本机关按财务制度审核报销；因私乘车的费用一律自理。

　　五、取消各级领导干部专车制度，领导干部公出，由公司调度安排备用车；公出结束，备用车仍归公司调度管理。

　　这个车改方案将机关公车改为企业化运营，公务用车绝大部分社会化，既能保证公务员工作用车的需要，又能杜绝公务员私占公车，同时可以大大降低机关公务车保有量，从而节省出大量资金用于民生。

　　《人民日报》2005年1月26日报道，据了解，甘肃省一个县的公务用车少则89辆，多则362辆；要养活全省公务用车，一年花费8.07亿元。公务车每公里成本费6至8元，是市场成本的8至10倍，使用效率只有市场运营车辆的十分之一。

　　依此计算，按照市场运营车辆的成本效率指标管理，按照我国现有公车400万辆、每年费用4000亿元计算均可削减90%，只需10%。在改革过渡阶段，即使打上1倍的保险系数，最多也只要保留20%就足够了。

　　总之,仅仅公车管理制度改革这一项,只要动真格,从公车消费的4000亿元中每年可节省出3000亿元是有把握的。这笔巨款投入民生,可就是民生财政的第一桶金啊!

　　那么，民生财政的第二桶金该从哪儿挖出来？毫无疑问应指向花在吃喝上的那几千亿元公款。

　　请看，全国公款吃喝开支的攀升账。[注3]

　　1989年370亿元

　　1990年400亿元

　　1992年800亿元

　　1994年1000亿元

　　2002年2000亿元

　　2003年以来每年的公款吃喝是多少呢？据有关资料，已达3000亿元左右。

　　公款吃喝最初还有所限制，叫做“四菜一汤”，后来变成了“四盆一缸”，再后来，一桌酒席有的花费数千元、上万元公款也在所不惜。如今更大有发展：“凡客必请，凡请必吃；来者必陪，陪必高档。”有的餐前有康乐休闲，餐中有歌舞伴唱，餐后还有娱乐按摩。因此，公款吃喝后面还得加“玩乐”二字才般配。

　　什么叫职务消费？我看这些都应叫特权消费。

　　一个人担任了某个职务，于是乎他个人的吃喝玩乐用车用房便都由公款支付，而且职务越高，公款消费的权力便越大，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特权消费吗？这种“职务消费”，最终可能引起天下不平、天下不稳，实在是社会和谐的天敌！因此，我主张对这种职务消费坚决予以取缔。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条社会常识——崇尚公私分明。而我们这种所谓的职务消费恰恰就是公私不分、化公为私、损公肥私，是有损于执政党光辉形象的。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天天讲为人民服务，难道不搞这种职务消费就不能为人民服务吗？不占用公款吃喝玩乐就不能开展工作吗？

　　公款吃喝的问题，我以为只需两项措施就能管住：

　　第一，建立公款消费公示制度。

　　现在推行电子政务，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网站，建议设立公款消费公示制度，凡是用公款消费（包括吃喝等项）的账单，逐日全部在各级政府的网站上向全社会详细公布，比如说，招待者（一律自己付费）和被招待者的姓名、单位、职务，所点主食、副食、饮料、烟酒的数量与价格以及就餐地点等等。这些信息可以成为感兴趣的网民、选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质询、举报的线索，负责报账的财务部门及其主管领导要定期接待有关人士的查询或举报。这项措施不是很麻烦，代价不大，却有利于培养广大公民的主人翁精神，有利于增强公务员的公仆意识，改善政府形象，刹住公款吃喝风。

　　第二，实行份饭制，规范公务接待。

　　现在工作餐有些花钱如流水，难以节制，与就餐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建议今后无论内宾、外宾和陪餐者，一律采用份饭制。每人一个托盘，每盘一盒饭一盒菜一盒汤。对于有特殊饮食习惯的人（如忌辣者、忌猪肉者或彻底的素食主义者）可以适当调节食物品种。饭量太大的人可以加点饭，绝大多数人都能吃饱，以利工作。个别未能尽兴者，可以晚上回家放开来享受。

　　我们传统的聚餐方式是合餐制。8─10个人一桌，8─10道菜，乃至十多道、二十多道菜层出不穷，既不卫生，也不节约，更不利于减肥。当然，在非公务就餐时，究竟采用份饭制还是合餐制，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凡动用公款就餐，应一律规定为份饭制。这对于端正党风、政风，对于改善民生，都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取消公务员不合理的职务消费，从公车消费中至少省出3000亿元，从公款吃喝中至少省出2000亿元，仅此两项就能抠出5000亿元白花花的银子，投入民生领域，成为民生财政的重要来源。

　　未来设想之二：财政资金退出竞争性产业，可削减经济建设费5000亿元

　　当今世界各国，国家财政的基本职能都是对国民收入进行第二次分配。所谓第二次分配，就是在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进行第一次分配之后，政府通过征税，形成自己的财政收入；然后通过财政支出，把钱主要用于发展教育事业、改善医疗卫生、维护社会安全、扶贫救灾，使公民无论贫富都能享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卫生条件、教育条件等等，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收入、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这正是政府的主要职责。政府的任务不是生产，生产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事。发展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应由企业自身积累或通过资本市场去融资，不能找国家财政要钱。国家财政不能以生产性支出为主，只能围绕人民生活、社会保障来安排支出。这就是民生财政的意义所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偏离了世界潮流，财政部被当成了“建设部”。据《中国统计年鉴》，从1982年到2005年，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里，每年财政预算中最大的支出都是经济建设费（主要用于国有经济主管部门事业费、国有企业增拨流动资金、技术改造资金以及基建投资），这一项费用比救灾费、抚恤费、离退休费、社会救济福利费、文教、科研、卫生等经费的总和还要高出32%！对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过高比重的国有企业的这种大量投资，严重挤占了全国人民的生存发展资金。

　　为此，我曾于1995年9月21日在武汉大学演讲和随后的一系列论文中呼吁：“国有制比重非降不可。”[注4]我提出降低国有制比重的办法主要是国有资金保留于少量的公益性产业，而从大量的竞争性产业退出。众所周知，竞争性产业固有的经营风险甚大，政府不应将全国纳税人血汗钱形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竞争性产业中去冒险。

　　竞争性产业经营风险究竟有多大？我们不妨列表来看：（见P17表2）

　　点击看表2

　　表2如此令人痛心地宣告：在这长达16年的时间里，全部国有工业的亏损率每年都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亏损企业累计亏损11110.5亿元，比非国有企业的累计亏损总额7532.7亿元高出3577.8亿元，而其盈利企业的盈利总额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却低了4895.5亿元。这一盈一亏综合计算，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了8473.3亿元。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在16年中还吃进了国家拨给的“经济建设费”累计总额7万多亿元。

　　这张表同时令人振奋地宣告：中国的非国有企业在1990─2005年这16年中，在没有吃国家一分钱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创造利润3万多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00多万亿元（见P18表3），2006年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68.8%，三分天下已经超乎其二！中国人对中国经济前途持乐观态度，恰恰就是建立在非国有经济比国有经济发展速度快、效益高，已经占据主体地位这样一个客观基础上。

　　

　　当我们欣喜地看到非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时，我们也不能不痛心地承认：每年向国有企业的巨额注资，成了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拖住了全国人民改善民生的后腿。

　　正因为如此，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都明确提出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并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竞争性产业中，要实行“国退民进”的战略。也就是说，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产业；同时鼓励民办企业向竞争性领域发展；通过多种方式，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独资企业逐步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或私有企业。

　　从1998年起，中国就向全世界宣布要从“建设型财政”转为“公共财政”，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公共财政”不如“民生财政”的概念更清晰，有的地方把政府盖豪华办公大楼作为“政权建设”，也归为“公共财政”的成就之列，实际上与改善民生南辕北辙。近几年适逢计划经济思想回潮，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又流行起来，说什么“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要重振国有企业的雄风”，“财政的钱要向国有企业倾斜”。于是乎本可用于人民生活的民生资金继续受到挤压，“经济建设费”继续从老百姓的牙缝里流向国有企业，且流量越来越大。2006年再创新高，超过了1万亿元。这么多宝贵的全民资金没有投向民生，而是流到低效率的国有经济无底洞中去了。

　　还能这样年复一年地往无底洞里扔钱吗？不行！要真正“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就必须当机立断，根治众所周知的积弊——“建设型财政”，认真打造众望所归的“民生财政”。我建议将“经济建设费”削减60%，转为“民生资金”。在这项改革起步时可以稍稍放宽一些，以2006年经济建设费10734.63亿元为基数，先削减一半，省出5000亿元来。

　　未来设想之三：将节省下来的一万亿元投向民生

　　根据前面的研究，通过一定的改革措施，将每年财政支出中的不合理部分进行削减，节省出一万亿元资金，是完全可行的。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笔：

　　公车消费4000亿元，削减3000亿元；

　　公费吃喝3000亿元，削减2000亿元；

　　经济建设费10000亿元，削减5000亿元。

　　节省下来的这一万亿元财政资金应全部用于民生领域，可以考虑大致作如下分配：

　　第一、将公车消费削减的3000亿元，划拨成公共卫生经费。

　　这3000亿元应主要投向以下四个方面：

　　（一）、300亿元，用于疾病预防与控制；

　　（二）、2200亿元，用于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三）、200亿元，用于补贴医疗保险；

　　（四）、300亿元，用于建立医疗急救基金。

　　现在的关键是，从每年4000亿元以上的公车消费中砍下3000亿元，虽然在客观可能性上没有问题，但从公务员的主观方面看，还真是一场艰苦的“思想革命”。它不但要触及部门、单位、个人的既得利益，而且也涉及公车制度改革后如何适应新秩序，安排好工作。这项改革没有权威的领导不行，没有领导人以身作则更不行。我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成立一个“医疗卫生与公车管理改革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国务院副总理级的公务员担任组长。

　　以往我们抓中心工作的领导小组往往是“单打一”，而“医疗卫生与公车管理改革领导小组”则不能不“双肩挑”，两项任务直接挂钩。要搞好医改，有许多工作要做，条件之一是要增加财政投入；而要增加这一部分投入，就不能不减少另一部分开支，不能不向积弊甚多的公车消费制度开刀；如果这一刀开不好，医改的经费投入依然是“千呼万唤上不来”的；医改落实不了，不仅有害于亿万老百姓，而且也有损人民政府及执政党的公信力。砍公车消费，增医改经费这一战役，可以说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和公务员素质，真正为人民办实事的一场重大考验。凡是在公车改革中表现不自觉的公务员，在今后公务员改选或改聘时，应属被淘汰的优先对象。

　　第二、将经济建设费中削减的5000亿元，追加于社会保障体系。

　　这5000亿元分作两部分使用：

　　（一）追加财政预算教育经费3000亿元。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即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2000年这一指标实际上只达到2.58%，而那年全世界平均水平是4.04%。[注5]

　　按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正式公布的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5161亿元，占当年GDP183867.9亿元的2.8%，如果追加这3000亿元，则财政性教育经费共计达到8161亿元，占GDP比例则为4.44%。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一举实现久攻不克的4%的目标，还略有富余，可以在此基础上去追赶2003年的世界平均水平——4.7%，稍稍有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

　　（二）5000亿元中还剩2000亿元，初步考虑可以用于社会保障的以下8个方面：

　　1、增加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4项基金共计600亿元；

　　2、适当扩大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追加费用共400亿元；

　　3、适当增加抚恤金100亿元；

　　4、追加社会救济福利费300亿元；

　　5、追加就业服务机构经费100亿元；

　　6、追加救灾支出100亿元；

　　7、对工人（含农民工）进行常规职业培训费用200亿元；

　　8、为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准备200亿元。

　　第三、将公款吃喝中削减的2000亿元分作两部分，其中：

　　（一）中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刚刚开始建立，资金筹集几乎从零开始，应安排1000亿元。其中用于廉租住房制度500亿元，用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500亿元。

　　（二）最后1000亿元追加投入环境保护领域。我国2006年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总共才161亿元，实在是太少了。环境问题危机四伏、欠账甚多，亡羊还需补牢。

　　简而言之，10000亿元分成三大块：

　　第一，公车消费节省3000亿元，给医疗改革；

　　第二，给国有经济的投资节省5000亿元，给教育和社会保障；

　　第三，公费吃喝节省2000亿元，用于环境保护和保障性住房制度。

　　我这个办法也可以叫做在财政支出总额既定的情况下，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道理在于东墙该拆，西墙当补。

　　[注1]2007年8月《领导者》杂志第17期

　　[注2]见“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注3]《城市管理》2005年第6期第13页

　　[注4]参见拙著《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

　　[注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国际统计年鉴——2006/2007》第372页

　　（作者系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责任编辑吴思）

南方周末：真相比荣誉更珍贵

蜗牛 — Fri, 30 May 2008 14:39:59 +0800

真相比荣誉更珍贵
——林强访谈录

《南方周末》记者陈敏

本月23日，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林强上书四川省委宣传部及2008奥运火炬传递四川组委会，请求转让其火炬手及观摩北京奥运会资格。本报记者闻讯，就此专访了林强先生。

南方周末：做火炬手和观摩北京奥运会是很高的荣誉，而你居然要求转让自己的这些荣誉，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事件。你这个举动主要基于什么考虑？

林强：主要基于我现在的心情。我现在的心情很沉重。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沉重？

林强：因为大地震。那么多学校倒塌，那么多孩子无辜牺牲，我想只要有一点点良知的人，都会受不了的。何况我是一个教育行政官员。

南方周末：也就是说，作为教育行政官员，你认为自己负有特别的责任？

林强：当然。学校倒塌是一个社会事件，全社会都有责任。但是教育系统的责任最大。我作为一个教育行政官员，应该有一份负罪感。

南方周末：你的这种感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林强：从我目睹悲剧现场的那一刻开始。

南方周末：能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林强：我可能是四川第一个直抵重灾区的教育行政官员。13号上午我接到命令，把海南来的一支专业救援队安全送往北川。到了设在北川中学的救援指挥部，已是14号凌晨5点多。救援队马上投入战斗，我插不上什么手，就带着摄像机走到县城去。那时指挥部到县城的交通还没有恢复，大型机械进不去，救援队伍主要集中在北川中学。我想一个人去看看县城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南方周末：你看到的最震撼的场景是什么？

林强：我看到一个家长在痛哭。一座五层楼塌了，把孩子压在下面爬不出来，又没有救援队，家长看着自己孩子的生机一点点地流失，但完全无法可想。我赶到的前四个小时，孩子就在家长眼皮底下去世。家长一直哭，一直喃喃地说那是我娃娃，我娃娃成绩多好多好。

南方周末：这样的场景，你到现场之前有过心理准备吗？

林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准备。心里特别难受。

南方周末：当时你直接的反应是什么？

林强：我马上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那天走得急，钱带的也不多，就一两千块钱——我全部掏出来塞给她，她不要，说娃娃都死了，还要钱干什么。旁边的人把钱接过去帮他塞到口袋里。我也知道这钱对她没有意义，但我就这一个安慰方式，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

南方周末：实际上只是反映你的一种自我救赎的本能。

林强：对。是一种自我救赎。我当时特别自责。作为教育行政官员，我固然没有直接责任，但在良心上，我对不起那个学生，对不起那个家长。

南方周末：你也可以不这样自责，毕竟，这是八级地震，你可以把原因都归为不可抗力啊。比如四川教育部门就刚刚宣布校舍倒塌五大原因。一是地震超过预计强度。二是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三是学生集中的教室和走廊属于薄弱环节。四是校舍陈旧落后。五是学校建筑在抗震方面有设计上的先天缺陷。总之主要是天灾造成的，这么一来，自然就无须问责了。

林强：当然有天灾因素，但天灾并不必然导致悲剧，把悲剧推诿于天灾，在道德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

南方周末：具体到你看到的那个场景而言，到底是天灾还是悲剧呢？

林强：我认为主要是悲剧。因为那个学生并不是非死不可，他所在的那个学校，并不是非倒塌不可。我拍了一个学校，离北川中学也就七八百米的距离，根本就没有倒，一个人都没有死，就伤了三个。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天壤之别？

林强：原因很简单。那个没倒的学校是中科院捐建的一个希望小学。有捐赠人的监督，质量就有保证。倒塌的学校，大多数应该说不存在这样的监督机制，质量也就没办法保证。

南方周末：这就是说，不完全是天灾杀人。缺乏监督的体制惯性，放大了天灾的杀人效应。

林强：天灾人祸总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我原来在理论上并不是不清楚，但原来想象的后果，最多也就是一些经济上的损失罢了，很少跟生命上的悲剧联系。这次亲眼见到这么惨烈的生命悲剧，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也决不过分。这对我的心灵冲击，实在太大了。就从这一刻起，我容不得任何对生命悲剧的推诿。面对那么多孩子的亡灵，面对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如果生命的价值还不能战胜官场潜规则，我们还要官官相护，还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太没有良心，就太无耻了。那我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做一个教育工作者了。

南方周末：所以你要请求转让你的火炬手及观摩北京奥运会资格？

林强：对。从一定意义上说，我是个罪人，我应该向那些冤死的孩子，向他们的亲人，向社会负荆请罪，应该向他们下跪，而不应该披上荣誉的长袍。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赎罪，只好用转让火炬手来自我救赎。

南方周末：你的请求会得到批准吗？

林强：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希望我的这个小小愿望能够得到尊重。而且我不只是要转让自己的资格，我更希望张艺谋先生能够体察大地震造成的特殊的社会氛围，体察大地震对国民心理的巨大震撼，对他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做出相应调整。

南方周末：你认为主要应该朝哪个方向调整？

林强：奥运会开幕式应该隆重，但更应该素朴，更应该庄严，更应该体现我们民族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当前这个大背景下，一个没有悲悯元素的奥运会开幕式是很难想象的。当然不止是开幕式，北京奥运会的整个基调，现在都需要调整。我们伤痛，但我们坚忍不拔，这应该是调整的主要方向。

南方周末：这个创意很好。但是怎么落实呢？

林强：就从火炬手人选的调整开始。把担任火炬手和观摩奥运会开幕式的机会，尽可能让给抗震救灾的英雄代表，死难者亲属以及灾区人民代表，这更能彰显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让奥运火炬传递成为心灵和生命的接力。

南方周末：你的思考极具价值。但这种思考在教育界有代表性吗？

林强：实话实说，没多少代表性，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南方周末：我听到的一个声音或许可以佐证你的判断。这个声音是说，过去一些人总骂中国教育这不好那不好，但现在他们可以闭嘴了。这次大地震中，中国教育交出了一份非凡的成绩单，很多老师舍己救人，为保护自己的学生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很多孩子也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自己的同伴，这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说明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没有做错什么。

林强：这个声音在教育行政系统确实比较突出，但它的突出恰恰说明我们的教育行政系统问题很大。其实换个角度思考，从人道的角度思考，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答案。那些老师确实伟大英勇，那些孩子确实伟大英勇，但伟大英勇并不一定要用送死来表现。如果我们做教育行政的都尽职尽责，让腐败在教育领域没有多少空子可钻，我们的校舍就不难跟我在北川看到的那所希望小学一样坚固，那些老师、那些孩子就不会白白送死，现在已经发生的那么多的生命悲剧就可以尽量避免。最应该得到保护的人反而得不到保护，反而夭折了，这是我们做教育行政工作的耻辱。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应该忏悔，而不能用英雄的生命悲剧来为我们自己推卸责任，来给我们自己贴金。

南方周末：我注意到你特别强调悲悯两个字。

林强：我这么强调悲悯，是因为教育系统现在最缺乏的，就是缺乏悲悯。

南方周末：这有些什么样的具体表现？

林强：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积极对校舍倒塌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还没有积极对悲剧责任主动调查取证，更没有积极对死难者家属道歉；所有这些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和措施在我们的心目中份量并不重，这都是具体表现。

在大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正含着眼泪，没日没夜地在倒塌学校的废墟中寻找建筑材料，作为以后评估的依据。他们不单是为了让自己死去的孩子在天堂得到安息，更是为了以后千千万万的孩子不再遭遇这样的悲剧。作为教育工作者，作为人民的公务员，我们本来应该在歉疚的前提下感激他们的这种行为，我们不但要尊重他们，而且要用全力支持他们的行动。但现在教育系统很少人愿意这么想，很少人愿意这么做。当然大家现在都很忙，要安排灾区考生高考，要塑造抗灾模范，要统计物质损失，要规划灾后重建。这些工作确实都非常必要，大家为这些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完全可以理解。但无论怎么忙都不能忽视，孩子们的亡灵需要一个说法，家长和整个社会期待一个说法。如果发生了那么大的悲剧，我们却一点反思都没有，一个说法都没有；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名誉和前程看得比孩子们的生命更重要，这样下去，怎么可能有心灵的提升和机制的重建？又怎么可能永绝后患？

林强简历：

林强，四川资中人。1973年入伍，1987年转业到四川省教育厅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现为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

据中央媒体介绍，到地方工作后，林强20年如一日，始终心系基层、心系群众、心系贫困山区教育，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特别是2005年3月以来，他先后12次徒步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深入到被称为麻风村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乌依乡阿布洛哈村，帮助村里解决了办学、修路、用电等大量实际问题，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赞誉。

2007年，中组部、人事部、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军转办等五部门联合授予林强“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称号，中宣部等三部门授予林强“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中共四川省委授予林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胡锦涛总书记并作出重要批示，号召广大干部向林强同志学习。

转：冤死的孩子们何以瞑目？ / 冉云飞

蜗牛 — Thu, 29 May 2008 17:23:20 +0800

当初地震部门将地震震级从7．８级修正为8级后，有位朋友说政府正在向实事求是的方向挺进。我对朋友说，你未免太轻看这个政府集体为恶的智商了，也许他们正在“科学”而有效地利用灾难找脱辞呢。我并不是个怀疑一切的人，我对活在中国的个体有相当同情之理解，但对政府却很少放弃怀疑的态度，这是几十年来频发的人祸加诸于身的惨痛教训。不轻易相信乃至质疑政府是一个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何况一个权力大到令人惊骇的地步，视人命如草芥，根本没有真正监督的政府？你要是轻信这样的政府，那你所遭遇的一切悲惨生活，就是它对你活生生的恩赐。它这样置你于死地的“恩赐”，你不仅只有接受，你用血汗钱养活了它，反而还要你对着镜头说“感谢党，感谢政府”，它进而戴上“伟光正”的光环，使一切恶政变得不仅自然而且高尚。六十年无一例外，这次发生地震灾难后，政府不少部门的表现就是他们一惯嗜血本能的展现，其中最不能容忍就是中国教育部和四川省教育厅为他们错误的无耻辩解。

许多人看到了昨天四川省教育厅五点所谓对灾区学校倒塌的查处意见，至为愤慨。其实前天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就公开提前定下了四川省教育厅查处学校倒塌的基调。对这个政府运作方式不陌生的人，都应该从逻辑上揣度到，即四川省教育厅这样的查处基调，在震后很短时间内他们早就在内部达成了共识。而且这共识还不只是来源于教育部，应该来源于更高层对去人祸而认天灾的政治把戏。因为将一切归因于天灾，是解决此次大地震最为取巧的不二法门。在他们看来，调查真相，让公民紧抓住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不放，不仅会危及到各级政府部门诸多官员的利益，而且更会危机现存政权的合法性。现在政权本来就不是文明政治亦即民选的产物，这样的政权其合法在民主自由已成世界大趋势的二十一世纪，越来越受到更多的批评和质疑，复以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确使该政权的合法性逐步丧失殆尽。地震中的人祸因素不能得到有效的追究，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这个社会不仅官官相护，而且从最高当轴开始，就不是一个受到真正监督，能够让民众利用法律可以讨到相关权利的问责政府。

教育部和四川教育厅是利益相关者，教育部怕责问到他的管理职能与渎职行为，当然愿意定下基调，让四川省教育厅在未调查之前就有了标准答案。与此同时，四川省教育厅在这次学校倒塌是特别重大的相关行政部门，他们与各级教育局和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四川省教育既是直接的核心利益相关者，那么他们调查的公信力何在？他们怕追究自身的责任，把调查尽量往天灾上推，丝毫不及人祸。这样的调查有谁能够信服？不只是惨死的万千家长无法接受，就是我们这些于此利益暂时不甚相关——但这次不好好地追究，将来这样的灾难就会再度降临万千家庭身上——的人也难以接受这样颠倒黑白事实。我认为此次学校大规模倒塌的事件，应该有相关的司法介入进行证据调查（应该允许第三方的介入，即在教育厅和家长之外），同时也应该民众来起诉各级不作为的教育部门。我们应该鼓励家长在法律框架范围内为自己冤死的孩子讨个说法，而不是利用政权的势力高压百姓的诉求，那样只会激起民怨，对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现在将四川省教育厅回答的五点（原文见附文）逐一加以驳斥，看看他们是如何胡说八道的：

一：川西地区本是地震包括强震的频发地区，地震的短期预测的确一时难以完成，但长期预测已是一项比较完善的技术，即我们应该知道四川学校的建筑强度应该远远高于今天四川省政府（教育厅）规定的学校预设强度。没有达到此种强度，本身就是他们不尽责，亦可谓渎职。学校抗震标准低，本身就是政府（教育厅）失职，相关的领导应该追究责任，死者家长也应该利用相关的法律手段起诉各级教育部门。

二：灾情发生在集体上课也不是理由，二点半应该是上班时间，政府各部门也是大规模地办公，为何政府部的死亡人数只是学生的几分之一都不到呢？你可以说他们是成人，自我救助能力较强。就算如此，你能说反驳学校比政府办公楼修得差得多的事实吗？即令学校建筑有跨度大的问题，也不应该死难如此之多。你们常说的祸国殃民的军阀如刘文辉，在当西康省主席时和短期主持四川省政时，有一条明文规定：凡是政府机关办公楼超过学校者，一律枪毙。你可说刘不民主不自由，但在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上，他就比现今的政府做得好。

三：把豆府渣工程，用跨度大、学生集中在走廊和楼梯造成伤害，作为伤害人数的主要依据提出来，还是在强调学校建筑不同于办公楼的客观因素。看似客观因素里，有多少脱辞，以及对豆腐渣工程的推委，明眼人不会看不明白。

四：倒塌的校舍使用时间过长，为何不及早修缮或更换？你如果说教育经费不足，是谁没有给你教育经费（中国的财政富得流油）？如果给了，为何没用好？是谁贪污了？如果你拿钱去加固和修缮了，那么你这是典型的走过场，这样的敷衍，也是典型的渎职行为。无论从哪一角度来讲，四川省教育厅就难辞其咎。

五：学校在抗震方面存在先天缺陷，这缺陷是谁造成的，是地震局不给你川西地区地震烈度的要求，还是建委不告知你建筑抗震标准，还是你不按学校建筑抗震标准（标准如果低是谁订低的）来进行设计？既然有先天缺陷，那么这先天缺陷是谁造成的？难道你四川省教育厅不与有辱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吗？

我认为中央政府应该重建教育部，令部长周济辞职以谢国人；整顿四川省教育厅相关的官员，并对直接责任人绳之以法。不然，恐怕中央政府的公信力，将会越来越低。他们的重要性是否重要到让中央政府为他们背书的地步，我想最高当轴应该不难理解。我知道拨出萝卜带出泥的道理，但带出一些高级的泥作为解决当下急务的代价，我认为还是值得的（当然长远来看，应该加强制度建设，进行政治改革）。如果不对教育部和四川省各级教育部门相关责任人加以处理，同时让法律来公正解决，不能舒万千家庭孩子冤死之痛，恐怕中央政府替他们背书不成，还成为一匹不堪重负的骆驼，谁知道压垮你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谁呢？难道压垮你们的“稻草”里面就没有万千冤死的学生家长们吗？2008年5月29日8：29分于成都

附四川省教育厅归纳校舍倒塌五点原因

2008年05月28日南方日报

　　四川省教育厅对倒塌校舍做了初步调查和评估,将倒塌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这次地震首先是超过了预计强度,学校校舍抗震难以抵御如此强烈的地震。

　　二、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集体伤亡人数比较多。

　　三、学生上课时集中在教室,楼面负荷大,疏散时又集中在楼梯间,这些走廊、楼梯相对来说是建筑比较薄弱的,所以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四、根据四川省教育行政部门提交的材料,四川省倒塌的相当多的校舍建筑时间比较长,校舍陈旧落后,这也是导致部分校舍垮塌的重要原因。

　　五、学校的建筑在抗震方面本身就存在着设计方面的先天性缺陷。

关于救灾的一些思考

蜗牛 — Thu, 29 May 2008 17:01:49 +0800

打开电视，是灾区的孩子，在演播室里面流着泪，讲述着自己的决心，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相信不少电视机前的观众，在这一刻，也被深深打动，哭了。但是，我真的不想看下去，我不怀疑大家在这一刻的真诚，不怀疑这一刻的眼泪，但是我更担心，是这些孩子的将来。他们已经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在演播室的这一刻，或许我们认为，这是让他们来宣泄情感，感受关爱的最佳方法，但是其实，我们在从他们的眼泪里面获得感动的时候，我们这些看客是否有着一些残忍？

心理学家说，灾难带来的心理影响，可能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够消去，对于这些灾区的人们，避免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不断重复自己的经历，我们需要关心的是他们的需要，是为他们创造一个更适合于生活的环境，我们不是从他们的眼泪和悲伤那里，来展现我们的同情心和我们的爱心。

在灾区的帐篷里面，明星们对着灾民们说，我们就是你们的父母，我们就是你们的儿女。我相信他们出自真心，但是同时我也不禁有点担心，首先，从心理学的角度，这样的承诺是不切实的，因为谁都知道，至亲是无法替代的，这也就是专家提醒大家，如果收养孤儿，一定要告诉他们真正的身世，这样才不会当他们长大之后，出现身份认同的困扰，其次，如果这样美好的承诺，让灾民们产生极大的期待，最后最后却并没有落实到生活里面，被承诺的人们，是否会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失望？特别是孩子，这种华而不实的表述，会让他们对这个社会产生怎样的印象？是否会影响他们未来的为人处事？

真正的同情心和爱心，是让他们吃得好，住得好，具体到灾民手里面的一碗饭，一杯水，一顶帐篷，是让孩子们能够回到课堂上，像其他的同龄人一样，享受他们受教育的权利，让他们能够不受这场灾难的影响，参加高考，参加其他的考试，继续他们的人生之路。

说到学习，看到汶川县城阿坝师专四千多名学生中，已经有八百多名学生转移到了成都，在为他们感到高兴的同时，想起了另外一批学生，那就是汶川县城里面的威州中学的学生。留守的二百名学生已经进入了临时房屋，高三学生也开始复课准备高考，但是其他的那些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的学生，他们未来的学业呢？这所四川省重点中学，也是藏区内的名牌中学，学生来自阿坝州下面的不同地方，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像其他地方，位于山区内，而汶川县城虽然距离成都只有一百多公里，但是因为中间的桥梁断裂，需要至少三个月的时间修复，因此变成了一个距离成都七百多公里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帐篷学校，让所有的学生回来复课，当然不现实。

看到来自当地的呼吁，呼吁有关部门，机构，能够接受威州中学的学生，让他们继续自己的学业。

我想起了在小金县城，那个送饭菜给我们的女孩子，她就是威州中学的学生，地震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家，我想起了她那茫然的眼神，她告诉我，自己最想的，就是快点回去上学。和阿坝师专不同，师专的负责人当时就告诉我们，他们有信心师专的学生，省教育局会统一安排，让他们到不同的学校，威州中学的这些学生如何安置，当然不是一个汶川县可以解决的问题。

灾民安置的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不过除了来自政府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让灾民自救，为灾民提供自救的途径，也很重要。一个在成都的朋友，正在思考为三千多名被接收的灾民提供就业机会，授人以鱼当然比不上授人以渔来的长远。

说到自救，一位和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的志愿者有这样的感慨，多次进入灾区，他回到成都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召集自己的员工开了一个会，讲述了灾区的见闻，也教授了员工一些在灾害面前，如何自我保护的方法。他嘱咐大家，当灾难发生的时候，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因为这样才能够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关于地震的报道已经进入了一个有序的时期，在现阶段，对媒体的要求，可能更多的是着眼大局，激励士气。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自身需要承担更多的监督灾后重建工作的责任。而事实上，这些天也可以看到，政府对于一些事件的回应是及时的，比如志愿者被打的事件，倒卖救援物资，在帐篷里面打麻将的传说，绵竹的家长要求和市政府领导对话等，确实发生的，进行了查处，不确实的，进行了澄清，而这些信息的披露者，大都是来自于民间和网络。政府已经公布了监督电话，既然有了这样的渠道，那末民众更应该积极主动，合法合理地利用这些渠道，把存在的一些问题反馈出来，让政府来进行处理。

逼捐让人心寒

蜗牛 — Mon, 26 May 2008 18:40:59 +0800

年过而立，兄弟我是第一次看到，捐了10万、200万的人，被国人骂得灰头土脸。

募捐不是打土豪分田地，从来捐款都是自愿自发的，不能逼迫。

从来都说，捐多捐少，有心就好。

如今怎么就变成这样狰狞了呢？

到底有多少人，以慈善的名义对他人进行“道德审查”呢？——就像40多年前的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对他人进行政治审查。

先如今遍地都是扛着慈善红旗，别着慈善袖章的“慈卫兵”啊。

一夜之间，所有的企业家、明星，都成为慈善批斗的对象。——就像40多年前，多少人突然成为批斗对象一样；批斗会就在互联网上，大字报就贴在论坛里。

突然想起鲁迅的《故乡》，“迅儿哥”家斜对门的那位卖豆腐的杨二嫂，见到当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的“迅儿哥”回来搬家，就想趁机吃大户。但“迅儿哥”很小气，不给，说笨重的家具是要卖掉换钱的。于是——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这位“迅儿哥”其实并不阔，鲁迅写到：老屋变卖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

在当前的这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逼捐运动中，其实受到牵连的绝不仅仅是那些企业家电影明星之类的“土豪”“劣绅”，但凡有点儿钱的，统统不能幸免。

有一位2003年下岗，自己出来摸索生活的人，成立了一间小公司，四川地震后，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她也自愿地捐了款物，她公司每个员工都自发捐了。

但她犯了个傻，她忘了搞一场捐赠仪式，所有的捐赠变成了无名捐赠，无名捐赠等于没捐。

这位小老板说，“今天我真的很难过，不是愤怒，是难过，我们的行业管理职能部门通知我们，要求必须捐助1.5万元认购一套活动板房，如果不捐助的话，就吊销从业资质。”

“虽然我们没有什么钱，但是比起灾区的生离死别，我们已经很满足。我们跟公仆商议，能否少交点钱，因为我们小公司，真的很困难，都是做点小活。公仆很凶的说，没得商量，自己看着办，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认购，一个是吊销资质。”

突然就让我看到跟40多年前的人们一样的嘴脸。

逼捐，把好好一件善事，变得面目可憎。

这次世纪大地震，半个月来天天让我震撼，除了灾场里的生离死别，救援人员的舍生忘死，还有就是后方官民的踊跃捐输。有天早晨出门，见物业管理公司职员正在办赈灾募捐，小朋友捐10元、20元的，成年人捐50元、100元的，这些职员都非常真诚地说一声，多谢。看得我眼眶发热，为每一个10元，也为每一个募捐志愿者。

但是看到那些振振有词的逼捐文字网上大字报，我很痛心。